.jpg)
一、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
通货膨胀最简单的通行定义就是您所需支付的商品价格上涨。换句话说，就是“您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最初用于指货币流通系统中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过，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将上述情况称之为“货币通胀,这样是为了与“物价膨胀”区分开来。\x0d\x0a技术上讲，“物价膨胀”就是商品价格上涨或者购买同样的商品需要花更多的钱。“货币通胀”是由于货币供应量增加而导致的价格上涨，这种情况被称为是政府在本国消费者身上所强加的隐性税收。它一般是由于政府印钞过多引起，现实流通中的货币超过了实际需求的数量。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该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政府就可以提前以旧的价值花掉新发行的货币，而消费者发现他们手中的货币已经远不如以前值钱了。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持续18个月到2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目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通胀”是“物价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货币并非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现在，许多经济学家根据成因的不同，又把“通货膨胀”分为成本促成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x0d\x0a成本促成型通货膨胀：这是由于生产成本突然增加，而消费者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下降或者停滞不变引起的。这种额外费用或者说追加成本就会以零售价格上涨的形式转移到消费者身上。\x0d\x0a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简单讲，就是钱太多，商品太少。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供应减少，或者整个经济需要比现实中更多的商品或者服务。这样的结果就是价格上涨，直到新增供应足以满足社会需求。这种“通货膨胀”主要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或发展中国家
二、中外各国财政货币政策混合使用的案例
一、滞胀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
(1)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
面对“滞胀”并发症，1970年，尼克松在货币政策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从一个货币主义者突然变成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大力推行刺激经济的扩张信用政策。显然，他把重点押在遏止经济衰退和失业上面，而把通货膨胀暂时搁置下来。联邦银行的贴现率逐步下降，从1970年初的8.78%降到1971年底的4.5%；银行对大企业放款的优惠利率也从1969年6月的8.5%降到1971年底的5.25%。货币供应量也逐步增加，从1969年年均增长率3.5%提高到1970年的6%。这些政策为更剧烈的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同时会导致过头的经济景气，从而也为新的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
随着上述政策的实行，生产有所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第二季度至1971年第二季度增加2.5%。可是，这个增长率太低，失业未能减少，失业率浮动于6%上下，大大超过1970年初的水平。物价继续以高于5%的比率上涨，并有加速的迹象。这已从“衰退”转为“滞胀”。美国统治集团的谋士认为，这种通货膨胀“已变为成本推动的物价随着成本增长而上涨”。于是1971年尼克松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这说明，为了对付“滞胀”，美国政府除采用货币政策外，还采用其他政策如财政政策、收入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内工资、物价和租金直接进行管制，从1971年8月中旬起的90天内为冻结期，目的是“制止工资——物价的螺旋上升，减弱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继而从11月中旬起实行管制，要达到的标准是：平均一年的工资增长应当不超过5.5%，物价不超过2.5%。美国在和平时期实行这类管制还是第一次。同叫，尼克松还任命生产费用、工资、物价等三个委员会专司其职。
尼克松的“新政”结局怎样呢?梅耶教授认为：“1971年尼克松推行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这些管制也曾暂时地有助于遏止通货膨胀，但却引起许多失误。物价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而不是削弱了通货膨胀率，因为各企业按管制的价格对产品进行偷工减料。1974年4月物价管制取消后，物价急剧上升，当年消费物价指数就陡升12％。”
就货币政策而言．1970年初实行的扩张政策，尽管扩张程度时有不同，但一直持续到1972年后期。1973年初，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才略有紧缩。同年二、三季度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苗头：12月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到1974年12月已下降了7.3%。翌年1月，又下降了3.6%，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生产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月。美国走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六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1974年还出现了“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就在这段时间，美国遭到“石油冲击”。为石油产品支出较昂贵的价格，意味着国内消费者对其他商品与劳务的购买力进一步削弱了，因而引起衰退与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国际收支上，又爆发了一次美元危机。
(2)福特的微观税收政策。
1974年8月福特继任总统，为了对付严重的“滞胀”局面，他采取了微观税收政策，即通过调整税率级别，或曰税收结构，而不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影响各生产要素(生产部门和个人)的收入。这种调整方法是提高各种消费税率，降低所得税率，以增加储蓄与投资，企图遏止通货膨胀，又缓和危机与失业。此外，根据1975年国会决议，美联储要按照稳定物价的方针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同年5月起美联储定期公布每年货币总量M1、M2、M3的增长率的上下幅度来安定人心。从此，美联储就一直公布各种货币供应量的计划数字。这些措施，实际上采纳了货币主义关于把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政策主张上。福特政府这种微观财政政策与宏观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重点，仍是把当时的通货膨胀作为头号公敌来对待。然而，它未能削减财政赤字，赤字从1973年47亿美元增至1974年451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665亿美元。这样，增长的财政赤字就抵消了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促使经济衰退恶化，正如梅耶所说：“1974--1975年发生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1975年的失业率达到8．5%。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当年的消费物价上涨到7%。滞胀一词已成为美国大众的语言。”
1974年美国最大的银行之——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了，另一家大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也在危机中破产了。1975年底，福特又回过头来把经济衰退作为头号敌人来对待。他向国会提出向衰退做斗争的纲领，规定通过大量削减所得税、公司利润税等措施来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回升，但是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不久福特本人也下台了。
(3)卡特的高利率政策。
1976年卡特就任总统。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失业，因此，卡特的施政方针把减少失业放在首要地位。其具体措施是：一是减税以刺激经济上升；二是拨款举办公共服务事业以增加临时工作位置。前—项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预算赤字，使1977年的赤字从450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618亿美元，从而加剧了美国依然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至于1978年又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后一项措施则因拨款不多，以致收效不大。
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引起生产混乱，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还削弱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使本来已恶化的国际收支状况更为恶化。在内外交窘的情况下，卡特政府不得已把政策重点转到反通货膨胀方面来，除了采用紧缩信用政策外，还对物价与工资的增长实行自愿性的限制，并采取降低减税额度，削弱预算中的民用开支等措施。1978年5—10月，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从6.5%逐步提高到9.5%，继而提高到10%的破记录水平。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遏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卡特一不做，二不休，于1979年任命保罗·沃尔克为美联储委员会主席。在沃尔克主持下，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信用紧缩时期。
这个时期是以1979年10月6日在一次不寻常的所谓“特别星期六夜晚”的会议上，美联储委员会做出的一项新政策为特征的。尽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已进入衰退，美联储仍采取了高度紧缩政策：把贴现率提高为两位数的12%，同时对银行的某些可控制负债规定了8%的法定准备率。更重要的措施是：宣布准许联邦资金利率有更大的波动，即在5%(过去限制在 1.25%)的幅度内波动，即使这个5%的限额也不完全具有约束力，以便它能更好的抑制货币存量。这个时期曾被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解释为迅速转向货币主义。尽管对这一看法还存在争议，但从一些极其重要方面看，无疑是货币主义的：首先，表现为美联储此时已把指导控制通货膨胀摆在维护高就业的前面；其次，美联储比过去更加注重实现货币增长率指标，因而允许利率更大幅度的波动。
沃尔克认为，美联储用来抽紧银根的政策工具中以贴现率政策效力最大。根据这一认识，美联储银行的贴现率一提再提，商业银行的优惠贷款利率竟高达20%。利率的提高虽然限制了投机，但也影响了工商业正常的资金周转，抑制了投资，终于引发了1979年4月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七次经济危机。人们认为这次危机是美联储推行过度紧缩政策的结果，因而称之为“沃尔克衰退”。据报道，当人们向沃尔克提问货币和财政紧缩是否会导致衰退时，他回答：“是的，而且越快越好。”
这次经济危机还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1979年美国工业生产从3月的最高点下降，陷入经济衰退，一年时间中虽然逐渐回升，但1980年再度下降，最后于1980年8月走出危机。一般说来，一次经济危机过去后，工业生产必然回升，而在这次危机中，工业生产刚开始出现上升迹象，又突然下降，过一段时间后再上升，形成一次两度下降的危机(Double Dip Recession)，即两个谷底的危机。严峻的紧缩政策并未当即把通货膨胀压下去。金融市场并不相信美联储能够抑制通货膨胀，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2月的3个月之内，消费价格指数以年率17%的速度上升。信贷市场山于担心通货膨胀率上升，从而利率会直线上升而近于瘫痪。市场参与者将怎样决定新发行证券的利率呢?他们无法决定。其结果是，大部分的长期证券市场和抵押市场一度停止营业，甚至短期证券市场(如商业票据市场)也无法正常运行。一些主要银行在出售大额存单上也遇到困难。当时通货膨胀率按年度计算，1979年为13.2%，1980年为18%。卡特政府终于在“滞胀”的阴云中下台了。
(4)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宽财政紧货币政策。
里根上台，他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依然是持续多年的老问题——“滞胀”。他采用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井辅之以1980年底减税、削弱政府开支的一套财政政箫，名之为供给学派经济学。里根宣称其“美国经济复兴计划”是一个与传统的凯思斯学派理论彻底决裂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有三点比较新鲜：一是由不断增加税收与扩大政府支出转变为同时大规模削减联邦税收与支出；二是由长期赤字预算转到逐步要求财政预算平衡；三是由过分强调财政政策作用转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重，且实行严峻的紧缩信用政策。
在里根上台两年后的1982年11月，美国经济开始复苏，通货膨胀率也同时下降到3.4%，1983年GNP的实际增长率稳定在3%上下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也稳定在3%～4%的幅度，失业率8年来呈逐步缓降的趋势，参见下表。因此，可以说，美国于1982年末突破“滞胀”并发症之后，经济呈稳定的中低速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与同期的英国、日本、德国相比，基本上是吻合的；但是，隐伏在经济发展的背后，美国存在财政与贸易两大赤字的隐忧却同日本、德国的情况不同。
三、寻求最新数字资料,急!!!
世界舆论中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2002年秋天，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是否是西方的福音？》的文章。
肯尼迪在美国的知名度非常高，在1988年，日本经济全盛时期，他写了一本全美最畅销的书《大国兴衰》，如今，他又来预测中国。
该文写道：如果中国经济以持续的、奇迹般的速度增长，在25年到5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如同它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那样)，即国民生产总值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世界在变，主要是中国在变。中国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富裕，全球的力量平衡开始向中国倾斜。按照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计算，美国大约是在8万亿—9万亿美元之间，而中国为1.5万亿美元，中美的距离还较大。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如果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韩国，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0万亿美元；如果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日本，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40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在这样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之下，如果北京的国防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美国目前的比例相同，则中国的国防预算将是美国的3倍到4倍。
从绝对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很小，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美元计算为1.2万亿美元，美国和欧盟分别为10万亿美元，大约是中国的10倍。从贸易额来说，200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为5100亿美元，仅为美国或欧盟的1／4。
但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增长率。如果以美元来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至2000年的10年期间增长了3倍，同期贸易额增长4倍。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购买力平价基准，如果维持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激增，2002年8月达到单月顺差10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商品和服务供应商，仅次于墨西哥和加拿大。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脑零部件、电视机和其他高档消费品的数量增长很快。
按照中国公布的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人民币3624亿元增加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9.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1997年至2001年间，在亚洲各国陷入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快速发展，年平均增长速度仍达到9.3%，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7个百分点，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
外汇储备从1989年的55.5亿美元已增加到2002年末的2864亿美元，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经济实力早已超过日本”
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DP比日本高出35%。1999年，按当年的汇率折算，中国的GDP为9800亿美元，美国为83510亿美元，日本为40790亿美元。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为41120亿美元，日本为30430亿美元，中国GDP高出日本35%。
何为购买力平价，打个比方说，在美国1美元买一瓶啤酒，在中国两块钱可买一瓶同样
质量的啤酒，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就应该是1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美国有学者推算，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GDP规模将在2015年即可赶上美国。
早在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购买力平价法对各国经济实力进行排序，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一下子增加了4倍。根据这一测算，美国《时代》周刊在1993年5月31日也载文说，根据购买力平价估算，1991年中国的GDP总额为16000亿美元(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值为4300亿美元)。按中国的速度和潜力，到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中国GNP值将分别为36000亿美元、74000亿美元和139400亿美元。而2010年，日、美的GNP值分别为：日本43000亿美元，美国96000亿美元；2020年日、美GNP值分别为：日本65600亿美元，美国118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将于2010年超过日本，于2020年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额最大的国家。
“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亚洲主导经济大国”
美国《纽约时报》2002年6月27日刊登文章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吸纳外资的强劲势头、进口的旺盛需求会使其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目前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亚洲各国购买商品、零部件和原材料。中国政府通过大量进口和其他外交努力使邻国相信，中国要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克·拉迪说：“对于亚洲这些国家来讲，中国是如此大的力量，唯一合乎常理的应对策略就是怎样同其一道发展。这种趋势是挡不住的！”
虽然美国还会继续扮演亚洲各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的角色，但它在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面前，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会不可避免地让出“亚洲主导经济大国”的位置。
拉迪分析说，中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比日本经济鼎盛时期——20世纪60和70年代还要快。因此，中国的发展已经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第一盟国日本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变得空前活跃。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执政一年以来，已经两次访问中国，与前任总统们不同，她决心改善和促进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印尼有望获得在中国南部建设一个9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项目。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人口和消费大国，正吸引愈来愈多的海外投资。预计2002年中国吸纳的国外投资额将达到创纪录的500亿美元。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进口大国、吸引投资大国和便宜的制造品出口大国，正迫使其他亚洲国家调整策略。
布什的贸易代表佐里克在最近一次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建议东南亚国家，放弃各自的利益纷争，团结一致，与中国谈判和周旋，只有这样才有更好的“生存机会”。
然而，亚洲大多数国家领导人都称，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他们国家的经济是有益的。中国提出的建立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的主张也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响应。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资本市场之一”
美国高盛公司总裁约翰·宋唐在2001年10月21日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预测，未来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资本市场之一。
宋唐说，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GDP将很快等同于日本，有望追上德国，成为全球经济的第四个支柱。中国将在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非常了不起，而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致力于发展经济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决心同样非常了不起。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金融市场的更加开放，中国将在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将吸引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
坚定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有着良好的未来。一些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影响的跨国企业将在中国的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中产生。中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发展时间较短，却已经在亚洲证券市场中举足轻重，中国股市有时单日的成交量甚至超过东京证券市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将得到更好的发展，中国将从中受益。
“中国经济竞争力全球排名由第七位升至第三位”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200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排行榜显示，2002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居世界第31位，比2001年上升了两位；经济竞争力从上年排名的第7位升至第3位。
IMD每年公布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是世界上颇具权威的评判之一。本次IMD采用的评判标准与2001年相同，内容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益和国家
基础结构等四个方面，共314项指标，评判的国家和地区为49个。
从IMD公布的情况看，2002年国际竞争力平均水平为59.034分，高于平均水平的有26个国家，基本为发达国家；低于平均水平的有23个国家(地区)，基本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得分为52.199分，比去年有所提高，总体排名也随之提高两位。在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大幅回落并出现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的一个亮点。中国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经济竞争力有较大提高，以82.497的高分，从上年的第7位上升到第3位。
中国在国际竞争力四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经济竞争力。近年来，中国国际竞争力水平比较稳定，排名一直在30位左右，这主要取决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经济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表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相当大的潜力。
“2024年的中国巨龙”
1988年，美国人丹尼尔·伯恩斯坦写了本《日元！日本的新金融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的畅销书，很受美国和欧洲读者的欢迎，该书讲了许多日本资金大量涌进美国和欧洲的故事，详细分析了日本资金对美国带来的威胁。该书大胆预测：到2000年以后，日本将凭借金融实力控制世界。
10年之后的1998年，美国人丹尼尔·伯恩斯坦(Daniel Burstein)和阿利·凯撒(Arne
de keijzer)合作出版了《巨龙——中国的未来：对全球商业、经济和秩序的意义》一书。在该书的第17章，作者预测了2024年的中国，且让我们看一看作者眼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
1、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完成，在2024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与美国相当，到203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
2、到2024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产品消费市场。美国和全球的大公司均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了中国，在中国展开全面激烈的竞争，从通讯到汽车到航空等，在中国市场的成败决定了这些公司的命运。与中国的贸易为国外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对全球跨国公司形成戏剧性的影响。
3、从人均收入和人均产值来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较大，但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使它在世界经济的讨价还价中占据优势。中国已是亚洲的财富和权力中心。与此同时，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也在迅速增长，传统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仍然很强大和富有，但在全球的产出、贸易和财富中已变成少数力量。
4、上海证券交易所规模紧追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但已超过伦敦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在世界财富500强中，约有100家中国公司或与中国业务往来密切的公司。在《福布斯》个人财富名单中，将出现一批中国面孔。
5、中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北京和广州已成为亚洲最繁华的都市。内陆城市，如武汉、成都和重庆已成为中国发达经济的重要枢纽。
6、经过30年的资本积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出国，20世纪90年代外资大举投资中国的局面将被颠倒，中国公司将大规模投资亚洲各国和全球。
7、千百万中国人的梦想已经实现：拥有自己的房子和别墅。中国巨大的商机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和专家。中国将修建大量的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中国的高储蓄转化为消费推动着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如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8、也许中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已成为亚洲的权力中心，日本经济日益依赖中国经济。几乎每一个亚洲大公司的成败均取决于与中国经济的联系，中国已具备对亚洲邻国施加巨大影响的能力。
9、和历史上大多数经济大国崛起一样，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既定的财富和权力构成了挑战，引起了系列冲突。中国和美国是21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文化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
10、在1998—2005年期间，中美冲突力量高于合作，经济和政治冷战是这一时期的主导主题。2005年以后，冷战气氛消失；由于中国实施更自由和民主的改革，增加了西方对中国的信任，不再把中国看成战略威胁。
11、中国已形成它自己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它不仅采用了西方的市场资本主义模式，而且容纳了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行了50多年的共产主义遗留物。国家仍对经济保持高度的干预和控制，尽管在外表上中国已经西化，但并不完全“像我们”，不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
12、与以往相比，中国已是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但仍不是西方意义上民主社会。各种精英利益集团在争夺权力，大政府的力量还很大，远高于西方的标准，政府仍以一种集权和不透明的方式在管理和运作。
13、意识形态的力量还是很强，不过此时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主要是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主义原则其次。“经济民主”(强调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价值高于个人自由的价值。
丹尼尔告诉美国人，这就是未来20年后的中国形象，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做的超级经济大国，全球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市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中国：世界工厂”
截止2001年，中国的粮食、肉类、钢、煤炭、水泥、数字程控交换机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目前已有100多种商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行业遍布纺织、家电制造、通讯设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10个行业。以2001年为例，在家电制造业，彩电的产量为3936万台，占世界总产量的29%；洗衣机1443万台，占世界的24%；冰箱1279万台，占世界的16%，空调
1827万台，占世界30%；电风扇和照相机分别为7661万台和5514万个，世界份额均超过50%。在电子及通讯制造业，电话机产量为9598万台，占世界的50%；显示器年产4590万台，占世界42%；钟表15万只，占世界75%。在纺织业，以丝为例，年产7.33吨，占世界70%。在医药行业，青霉素和土霉素的世界份额分别为60%和65%，维生素为50%。在机械制造方面，中国生产的拖拉机和集装箱占世界份额的83%。
全球500强大公司正大举进军中国，把生产基地甚至研究与开发中心转移到中国。
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就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中国，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在2002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52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吸收国。根据美国AT卡尼咨询公司的最新调查表明，中国现在已取代美国，成为外国公司的首选投资地，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平台。
上海正成为亚太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汇集地及营运中心。截止2002年，全球500强企业已有300多家进入上海，100余家在上海建立起跨国研发中心，60余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或中国总部，其中有25家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总部，它们包括柯达、东丽、先锋电子、科勒、小松、欧文斯科宁、强生、比欧西、斯米克、罗氏公司等公司。
全球500强企业的日本小松集团中国总部，进入上海已经一年。小松集团分布于全球的4个地区总部中，上海是其中之一，其余3个设在美国、欧洲和新加坡。该公司认为，上海日臻完善的投资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已具备了跨国公司总部运行的先决条件。
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热电集团，已在中国投资建立第一个高科技企业。美热集团上海雷勃公司的产品占了亚洲市场18%份额，近日正酝酿在上海设地区总部。
通用汽车公司出资15亿美元与上海汽车合资成立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公司还计划逐步把一些分公司从日本转移到中国，以实现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翻一番的目标，达到10亿美元。
在2002年，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59.1%，出口值占全市出口额的59.8%。
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汇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已分别达850余家和400余家，至2005年，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望增加至200余家，上海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显示出更大潜能。
北京，全球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又一聚集地，截止2002年，北京的外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20家，包括美国雀巢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康柏、朗讯、北电网络、IBM、爱立信、日立、西门子、三星等公司把中国总部设在北京。跨国公司设立的投资性公司累计达122家。随着韩国LG公司在北京设立独资研发中心，大型外资企业在北京设立的独立研发中心达到8家。此外，17家投资性公司和跨国公司大量增资，增加投资8.58亿美元。
微软公司在2002年宣布，它将在今后3年的时间里，向中国投资7.5亿美元。
美国著名的调查咨询公司迪洛伊特—图什在2002年春天对中国的外资企业做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90%的外资企业打算在今后的三年里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
尽管中国的制造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不是世界工厂。
2003年3月23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开幕式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其主题演讲中阐述说，分析全球经济，中国现在还说不上是世界工厂，而只是世界加工厂的一个车间而已。他说，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对外贸易增长，国际经济界大多给予客观公正的积极评价，也存在若干误解甚至歪曲。有评论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由此造成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空心化。应该说，由于中国制造业有比较雄厚的基础，又有劳动力成本便宜的优势，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外国投资者有吸引力，投资环境在继续改善，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中国制造业有可能获得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工厂。
在1999年，美国制造业占世界20%，日本占15%，而中国只占5%，出口额远在美、德、日等国之下，而且产品品种少，档次低，真正大而强的企业不多。200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有11家，没有一家是制造业。中国出口产品构成中，加工贸易占50%以上，中国外贸200强企业出口值70%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从这点来说，中国实际上只是世界加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中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这固然有利于发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绝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产业空心化”，是产业升级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对这些国家如果不是纯利无弊，至少是利大于弊。
2002年第11期美国《商业周刊》刊登《在日本，“中国很有吸引力”》的文章，介绍日本企业大举进入中国的情况。
自2000年以来，日本出现投资中国的浪潮，2000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为29.3亿美元，2001年猛增57%，达到46亿美元，到2002年6月，日本公司在华签订了1238个合同，价值31.5亿美元。
中国的低成本正吸引着日本企业，中国的劳动力和工业不动产价格水平只是日本的若干分之一。此外，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新建高速公路、港口设施和高速通信设施，每年进入求职市场的70万高校理工科毕业生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研究人才和技术库人才。中国政府官员也开始对盗版进行打击。这一切在吸引着日本企业。
2001年9月，日本三洋机电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井植敏首次参观中国头号家电制造商海尔集团经营的一家工厂后，一下子就被征服了。他说：“当我看到海尔的经营是多么效率卓著后，我意识到它将成为我们理想的合作伙伴。”2002年1月，两家公司达成了全面合作协议，这是三洋第一次与中国公司合作。5月份，三洋投资3000万美元在青岛建立一家工厂，为海尔的家电生产压缩机。随后，三洋又通过海尔的销售网络在中国销售三洋公司的数字产品。井植敏说：“中国的发展速度简直令我惊讶，对我们来说，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仅仅在13个月前，他还没有任何在中国进行新投资的想法。三洋机电计划在2004年前把所有空调的生产转移到中国。
2002年12月，日本佳能公司投资8000万美元在苏州建立工业园区生产复印机，预计月产量将达到两万台。在苏州，现在已聚集了一大批日本企业，这个城市有个“小东京”，那里有十几家日本餐馆和50家卡拉OK酒吧。自2002年4月以来，日本的两大国际航空公司已经把每周前往上海和北京的航班增加了一倍，达到56个。